大鵬導演、主演的電影《長安的荔枝》近日官宣，定檔今年暑期檔；同名劇版，由雷佳音主演，于去年拍完并發出了預告。

　　這部“爆款”作品的創造者，是一個在嚴肅和通俗文學界都游刃有余的作家——馬伯庸。他寫了20余部（冊）長篇小說，其他歷史、短篇、隨筆、散文及合著作品，也有十幾部，再加幾部編劇作品，其數量之廣、質量之高，在當今文壇罕有其匹。

　　馬伯庸以歷史小說見長。早些年，有《風起隴西》《風起洛陽》《長安十二時辰》《古董局中局》等作品被影視化；后續除了即將播映的《長安的荔枝》，待播、待映作品還有《兩京十五日》《食南之徒》《大醫》《敦煌英雄》《幽陵道》《大明書商》等。

　　這部歷史小說講的是，貪吃的西漢使者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國，因探索美食，而無意中卷入南越宮廷的權斗之中。

　　這個看似苦心孤詣營造的小說，其靈感源自一個“大瓜”——他參觀南越王宮博物館時，偶然發現兩枚竹簡。竹簡記載的并非國家大事，只是兩棵壺棗的檔案。

　　極善“吃瓜”且固執地想要厘清每一個“瓜”的來龍去脈的馬伯庸，當即決定深挖竹簡背后的故事，而后就闖入了南越王趙佗、唐蒙與枸醬的歷史世界，深感這段歷史幾乎就是完美的小說原型，遂有《食南之徒》的問世。

　　《食南之徒》之前的小說《大醫》，其靈感也是來自他一次意外的醫院參觀。當決定寫一部清末民初中國第一批紅十字會醫生在亂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時，他開始了漫長的搜索資料時期。

　　其間，他發現一張逮捕令，落款1938年，日文寫就，“罪人是兩名愛國人士，罪名是將盤尼西林（青霉素）賣給中國部隊”。

　　他斷定逮捕令是偽造的。因為在歐美國家，青霉素直到1943年才實現量產，當時的中國怎么可能有人私販青霉素？

　　但為什么偽造逮捕令，真正的青霉素歷史又是什么？他順藤摸瓜，一路追索，雖未就“中國與青霉素”專門成書，但他深挖出來的發在微博上的故事，讓網友直呼，這要是拍出來，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大片。

　　“我經常會花一天的時間挖一個看似沒有關系的事。”馬伯庸曾在采訪中坦言他對“吃瓜”的偏愛。有時候能挖一些東西，進而敷演成小說；有時候可能并沒有后續動作，但“挖的過程很開心”。

　　其實早在馬伯庸創作他的開山之作《風起隴西》時，其“吃瓜”特質就已經彰顯出來了。深愛三國文化的馬伯庸，當時在新西蘭讀書，苦于畢業論文的折磨，遂寫小說抒懷。

　　三國是亞洲熱門IP，戰爭、言情、冒險、權謀、玄幻等各類改編，應有盡有，還能寫什么？當他將目光瞥向案頭的間諜小說大師弗·福賽斯時，“瓜味”來了——兩國持久交戰，就沒有間諜嗎？

　　殷商艦隊遠征美洲，秦國統一小篆戰爭，西漢大使覓食之旅，三國帝王秘史、諜戰風云及配角人生，唐朝長安面臨的恐襲和“荔枝”往事，明朝上層朱瞻基極速北上、底層絲絹案的復雜糾葛，民國醫生及新中國后延續五代的古董斗爭，在他筆下，一一鋪展，儼然就是一個馬伯庸式的腦洞歷史宇宙。

　　他在看知乎時，有人提問如果你給《刺客信條》（沙盤類電子游戲，執行刺客任務）寫劇情，會將背景放在哪里？

　　馬伯庸當即想到盛唐長安。他信手寫了幾千字，越寫越興奮，還以美劇《24小時》的分集方式，強化孤膽英雄的快節奏劇情，于是《長安十二時辰》誕生了。

　　《顯微鏡下的大明》（非虛構歷史著作）源于飯桌上與朋友的閑聊；《長安的荔枝》又起源于在查大明基層資料時一個小吏的社畜悲劇人生，以及一條微博“楊貴妃要是沒死，逃到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

　　他看電影、美劇、日劇，打游戲，逛網絡，讀嚴肅、類型文學，包括枯燥的論文專著亦有涉獵，到處行走，游覽四方，其眼耳鼻舌身意隨時處于“吃瓜”的狀態。

　　熱情“吃瓜”且愿意深挖，或鉤沉稽古，或馳思遐想，總之不辜負每一個“瓜”。若無這種“吃瓜”精神，恐怕也不會有那么多構思奇絕的歷史小說了。

　　他的2024年書單，涵蓋歷史類新書《有為》《甲申前夜大晦日》《帝國的技藝》，田野調查性質的社會學著作《大蕭條的孩子們》《蛋先生的學術生存》，傳記《威廉·馬歇爾傳》，史詩小說《生活與命運》，揭示故事奧秘的《寫作好故事的科學原理》，以及關注個體健康的《有問題的姿勢》等。

　　關心新的歷史講述方法和史觀史論，社會學、人類學帶來的思維訓練和知識擴充，嚴肅經典小說應有的質地質感，故事講述方法與寫作技藝，以及個人身體健康。

　　這些無不說明，他真的熱愛寫作，并將其視為一生的志業。熱愛“吃瓜”只是開啟寫作的前置條件，關鍵是后續的訓練、精進以及日復一日地埋首書桌，才能促使他穩定且牢靠地創造出一部部佳作。

　　早期的他也會熱衷于遐想帝王、戰場、朝堂、遠征、權謀，更接近英雄史觀；后期的他，則有意降低視角，開始親近底層大眾，甚至可以說是堅定不移地秉持人民史觀。

　　在發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一篇）后，他沒想到很多網友竟會喜歡這類沒有戲劇故事的非虛構歷史著作。

　　的確，廟堂之上的帝王將相，鮮少人情味兒，至少不貼近處江湖之遠的百姓。而這些百姓，往往被史書上“民不聊生”“民怨鼎沸”這類詞語所輕易概括，也輕易抹殺。

　　將被概括的做情景還原，將被抹殺的推上主角，將古代百姓的起居生活、喜樂憂懼一一浮現，這便是馬伯庸沉迷乃至堅定的人民史觀。

　　故而《太白金星有點煩》寫周旋于大業中的苦命打工神仙；《長安的荔枝》寫疲于奔命的長安小吏；《食南之徒》寫《史記》中寥寥數筆的官吏唐蒙。

　　早期他的著作會犯錯。比如三國背景的《風起隴西》中，竟出現了明代才引進的地瓜，漢中也被他寫成了黃土高原式的地貌。多年后，書再版，他才修訂了錯誤。

　　但這樣的錯誤，越到后期越少。因為好的歷史小說，如馬伯庸所說，是一塊夾心餅干：最上一層的歷史大事件，不可動搖；最下一層的風土人情、典章器物，不可改變，務必精細考據；唯獨中間一層的故事，方可虛構。

　　像《長安十二時辰》中一個不起眼的金絲楠木簪，背后是馬伯庸對唐代女性裝飾繁雜且精細的考證；像《兩京十五日》里涉及的明朝史實細節，其來源皆有背書，馬伯庸在后記中提到包括不限于《李朝實錄》《病逸漫記》《明史》《宣宗實錄》《英宗實錄》《萬歷野獲編》《大明會典》《太常續考》《宛署雜記》《長沙府志》等十分細碎又詳實的文獻。

　　被譽為是他個人風格巔峰之作的《殷商瑪雅征服史》，出版于2007年，屬于早期作品。這部小說的語言長句居多，有史詩的韻律和頓挫感，敘事雄渾有力，頗有荷馬、維吉爾的況味。

　　到了中后期，則是短句居多，修飾性的詞句縮減，一個句子更注重其信息量而非文學性，節奏明快，更加通俗，容易為讀者理解。

　　同時，中后期的語言還有一個強烈的特質——鏡頭化。如2020年出版的《兩京十五日》，開篇寫蟋蟀聲音、形象、動作，繼而從蟋蟀寫到船樓，從船樓寫到長江，接著，一個罩網扣住蟋蟀，原來是朱瞻基在抓蟋蟀，接著引入老宦官，通過對話點出故事背景和即將發生的事件。

　　像《霸王別姬》《肖申克的救贖》《教父》等，都是二流小說，影版卻是一流作品。反之，《紅樓夢》等傳世名著改編出來的電影，總是乏善可陳。

　　馬伯庸的歷史小說，談及其文學性，或許難以與余華、莫言、史鐵生等劃入嚴肅文學史的一流大家所比肩，但也絕非大冰、馮唐、唐家三少等讀者甚廣的通俗作家所能企及。他稱得上是二流中的“頂流”。

　　2018年，文學界創辦了一屆“匿名作家”比賽，遮去作家名字，只論作品高低，閻連科、雙雪濤、班宇等人都參加了。多數作家，其文字已經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當揭曉馬伯庸是該篇作者后，眾人大驚。原來他不是只會歷史惡搞、風格拼貼、大開腦洞，他也可以很嚴肅地，不輸于班宇、雙雪濤地去寫純文學，甚至到《長安的荔枝》，直接在嚴肅文學重鎮《收獲》首發。

　　從中能夠看出，馬伯庸的寫作是“文武昆亂不擋”。盡管全能，但他并沒有完全偏向嚴肅或通俗，而是在二者的交界領域，做自己的“頂流”。這是自我訓練的結果，更是一種有意的選擇。

　　語言風格，直接關系著小說的受眾多寡。他整體會追求簡快質樸的敘述，但又不會刻意制造閱讀快感而自降品質。

　　他心中有一桿秤，會平衡題材與語言的配比，比如《長安十二時辰》是緊張的反恐故事，語言則追求速度感；《兩京十五日》既要求速度又必須兼顧帝王身份，故而也保留了文字的厚重；《長安的荔枝》與盛唐背景密不可分，因此語言又帶著一種雍容。

　　以《古董局中局》為例，正式動筆前，他會試寫不同的風格，由團隊、策劃、編輯甚至不事文字的前臺工作人員提意見，多次嘗試碰撞后，再取得一個中間值：

　　以及，策劃團隊早在小說創作階段，便會預估影視改編的可能性。他們會與馬伯庸商量謀篇布局，小說的一些支線哪些可以埋起來，等到影視劇再拎出來，諸如此等。

　　“吃瓜”是當下的顯學。從麥琳熏雞式的生活綜藝到兒女情長的娛樂八卦，甚至世界政壇的風云變化，戰爭和平的種種預兆，無不說明，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瓜”場。

　　“瓜”所具備的好奇感、窺私欲與心理滿足，與大眾息息相關。馬伯庸好奇漢獻帝是否有機會逆風翻盤，好奇一盒荔枝背后牽涉的錯綜復雜的關系，自有同樣好奇的讀者趨之若鶩。

　　與此同時，他的“書單”揭示了他是一個自我探索、訓練、進化以求得歷史的真實、細節的精當、故事的質感的職業作家，從而使得自己的作品既有精英的、學術的品質，又有通俗的、趣味的賣相。

　　嚴肅與通俗合為一體，密不可分，這或許就是他最神奇的平衡術，也是他能文學、影視雙開花的黃金雙锏。